交通拥挤、房价高企、空气质量下降……，等城市病在中国的城市中蔓延，特别是一些特大城市尤甚。根源于工业革命的城市病，世界各国都有。
但是，稍加分析后便发现，中国的城市病很有特色，这就是自中央至各级地方政府所在地，严重程度依次递减，反向就是依次递增。西方国家的城市病与政府所在地有关系，也无关系。比如美国的华盛顿，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等首都城市，规模都不大，欧洲一些国家的首都规模大，这是历史造就的，但首都之外的城市就与地方政府的存在没有多大关系，也就是不存在依据政府层级递增或递减现象。
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异？很重要的是资源调配权或利益分配模式不同。西方走的是自由主义经济道路，政权特点是小政府大社会，既然政府调节和分配资源的能力很有限，也就不会影响经济发展，所以真正决定城市规模和发展能力的，是资源、地理交通、新科技发明，等等。也就是说，汽车发展起来，就产生了底特律，反之则亦反；好莱坞发展起来，极大地推动了洛山矶的城市发展，等等。
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，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。我们的政府拥有巨大的资源掌控能力和分配权力，并且这种能力与行政级别高度关联，这就形成了等级越高的政府所在地的城市，获得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就越大，发展就越快，对人才和资本的吸附能力就越强，如此形成反复强化的效果。甚至还可以说，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驱使人口流动，也可以通过政府机关驻地变动，调动城市发展。这种现象大致可以用“晕轮效应”、“虹吸现象”来形容。由于强者恒强，也就演化出北上广深这些超大城市的严重城市病。
当然，导致中国特色城市病，还有文化和价值观的原因。笔者到加拿大访问，导游是位来自中国的移民，他调侃：用不了多久，中国人将把加拿大鬼子都赶到山里去。他讲的现象在中国移民聚集国家中带有普遍性。中国人喜欢热闹，因而多居住于城市，尤其是大城市，而西方人喜欢安静，且亲近自然，因而往山里跑。反向流动的结果就是一些城市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天下。
上述方面的原因决定了，要改变中国特色的城市病很困难，因为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道路，更因为有政治制度的背景。即便从中国的人文心理角度分析，要想改变上千年文化塑造起来的民族文化心理，难度之大，可想而知。
但是，当我们换个角度分析问题后，又会发现这或许就是我们解决城市病的优势，是改善城市病的最大动力所在。既然政府拥有了西方政府所没有的强大资源调节力，而这种力量对城市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，那么，以政权和资源调配的双重作用推动城市建设散点布局，实现人才更多点聚集，或许就是改变核心城市、中心城市压力的出路所在。
只是，这需要顶层设计上的突破，同时需要执行力上的更大增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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